深化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现在我们刚刚经历一次刺激政策的破产，再重新搞刺激政策，在观念上已经得不到支持了，在舆论上得不到支持。但在我们这里，它却成为一个基本的政策工具，工具箱里面全是这种东西，一遇到问题，拿出来的全是凯恩斯主义那一套。

作为转型经济体，违规的事情比较多，政府的项目审批权限很大，各种规章制度有很多很不合理。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这部书里面讲，中国的商人和西方商人不一样，有什么不同呢？他说中国的商人不是想办法去制造一个捕老鼠的机器，捕鼠机，而是想从官方那里得到捕鼠的特权。要怎么把经济重新振作起来？可能只剩华山一条路，唯有改革，你没别的办法了。胡释之：可能这次是不得不改了。房地产再起来有什么结果？在北京等大城市无限制地发展家用轿车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产业不转型升级，环境能否承受得住？这些问题，都必须考虑。

张剑荆：这种偏悲观的情绪，实际上从第二季度甚至是从第一季度开始就很明显了，认为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当然我同意你的观点，确实，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不要忘了改革，不要忘了通过改革来应对危机。我们在九五时期就讲要转变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但是，进展缓慢。笔者认为，中国在眼下应该考虑的，是尽快实施年初制定的财政计划，同时应该减税，而非政府再度加码投资。

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业者必须正视对政府贷款的风险以及目前累积的巨大风险敞口，而非贸然再度向政府项目派出大手笔。在这样的预期下，中国股市甚至也在弱市中出现的几天罕有上涨，也被解读为政策刺激预期推动。这样一来，中国房价又可能在今后几年出现恶性反弹。但这同样不等于政策刺激，刺激是指在计划执行之外的额外方案。

今年前4个月，教育、文化传媒、医疗、社保、公共住房、农村、社会以及交通等八大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占今年全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大约为25%，远远落后于时间表把这种明确的进、退机制引进欧洲货币联盟，允许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暂时退出欧元区加入ERMII，使欧元区成为一种开放的机制，相对于目前只有进、没有出的封闭式机制，不失为一种应对欧元解体危机的权宜之计。

此外，欧盟《马斯特里赫条约》把各成员国债务与GDP之比的上限标准设定为60%，而欧盟最新数据显示，欧盟27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平均值已超过80%，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平均值已接近90%，其中意大利债务占GDP之比为123%，希腊此项数据已高达160%。而欧洲汇率机制II(ERMII)为此种设想提供了可行的前提条件。而政府通过扩大债务规模、增加金融机构杠杆的举措填充赤字，则推高了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在长年累积效应下，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债务危机，进而又演变成欧元危机。欧洲国家在申请加入欧元区时，须先申请加入ERMⅡ，该机制以欧元为一方，以每个加入该机制的非欧元区成员国货币为另一方，规定非欧元区成员国在加入ERMⅡ之后的两年内，必须保证本国货币对欧元中心汇率的标准波动幅度不能超过±15%，这是申请加入欧元区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

不可否认，对重债国民众来讲，降低劳动力成本是件痛苦的事情，但这是纠正过往偏差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愿承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指望靠借债维持高工资高福利的社会现状，就无法摆脱债务危机的困境。实际上，对于深陷债务泥潭的高负债国来讲，无论是放松货币政策还是扩大援助机制，其支持力度都是有限的，只有量入为出、紧缩财政，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之策。成员国赤字及债务均超上限紧缩财政，对于陷入经济萎缩的高负债国民众来讲，确实很残酷。欧债危机2009年12月爆发至今已经两年多了，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日益显现。

只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了，尤其在欧盟内贸中与德国等核心国的贸易逆差缩小了，经济恢复才有可能实现。标普预计，希腊债务占GDP之比2013年底可能升至170%。

欧盟近日强调，希腊必须遵守接受第二轮救助时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到2020年将债务占GDP的比率降至120%。(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办公厅调研员) 进入专题： 欧元 。

换句话说，政府紧缩财政减少赤字，无论如何都绕不开降低民众工资水平及社会福利标准。欧洲汇率机制(ERM)创立于1979年，旨在限制欧盟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动，为成员国货币的汇率设定了固定的中心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欧洲央行应督促重债国加速结构性改革，促进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谈判。退一步讲，如果在规定期限内退出国经济状况仍不见好转，届时他们可由ERMII退出，可缓解目前情况下直接退出欧元区对市场产生的冲击。目前，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以至欧元区解体的舆论甚嚣尘上。毫无疑问，无论重债国以哪种形式脱离欧元区，他们一旦采用本国货币，势必面临巨大的汇率贬值压力。

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超过了同期经济发展能力，只能通过加大政府支出来完成，导致财政赤字增加。而ERMⅡ成员国一旦被批准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同时就退出了ERMⅡ。

应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同样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其商品竞争力。欧盟资料显示，在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西班牙劳动力成本累计上升50%，意大利劳动力成本累计上升35%，而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18%。

而欧洲汇率机制II(ERMⅡ)，进一步为欧元汇率设定了固定的中心汇率。欧洲央行应适度放宽其对欧元中心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对市场进行适度干预，尽可能避免过大波动的产生。

随着退出国汇率贬值、出口竞争力提升以及经济结构改革见效，在其汇率对欧元中心汇率波动幅度满足±15%后，可重新恢复其欧元区成员国资格。为防止那些无法摆脱债务危机、最终选择退出或被迫退出欧元区的国家无序退出，给欧元区乃至欧洲经济造成难以遏制的冲击，允许退出国在一定期限内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资格使用本国货币，同时赋予其在经济恢复、汇率稳定之后重返欧元区的选择权，把该联盟变成一个开放的、可进可退的机制，可能是目前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值得借行的一步。此外，如果欧元区果真出现不能保全的情况，允许高负债国暂时退入欧洲汇率机制II(ERMII)、在一定期限内以欧元区非正式成员国的资格存在，以这种有序退出的方式避免对市场造成过度冲击，抑或是应对欧元区解体的可行之策。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将成员国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上限标准设定为3%，而欧盟7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元区成员国大都已超出这一标准，其中意大利财政赤字占GDP之比为8%，希腊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已超过9%。

但放任赤字增加，一味扩大外界救助规模，只会进一步增加高负债国债务负担。降低重债国劳动力成本，是减少政府财政赤字、提高国际竞争力、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期间，欧盟和相关国际组织出台了多种政策和措施，希望能力挽狂澜，但都收效甚微。把欧元联盟变成开放机制欧元区这个欧洲货币联盟创立之初，未考虑到有一天可能会出现成员国退出、甚至遭遇可能解体的尴尬境地，从一开始就呈现了一种只有加入机制而没有退出机制的封闭状态

但放任赤字增加，一味扩大外界救助规模，只会进一步增加高负债国债务负担。(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办公厅调研员) 进入专题： 欧元 。

实际上，对于深陷债务泥潭的高负债国来讲，无论是放松货币政策还是扩大援助机制，其支持力度都是有限的，只有量入为出、紧缩财政，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之策。目前，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以至欧元区解体的舆论甚嚣尘上。毫无疑问，无论重债国以哪种形式脱离欧元区，他们一旦采用本国货币，势必面临巨大的汇率贬值压力。欧债危机2009年12月爆发至今已经两年多了，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日益显现。

随着退出国汇率贬值、出口竞争力提升以及经济结构改革见效，在其汇率对欧元中心汇率波动幅度满足±15%后，可重新恢复其欧元区成员国资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欧洲央行应督促重债国加速结构性改革，促进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谈判。

欧盟资料显示，在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西班牙劳动力成本累计上升50%，意大利劳动力成本累计上升35%，而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18%。把这种明确的进、退机制引进欧洲货币联盟，允许那些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暂时退出欧元区加入ERMII，使欧元区成为一种开放的机制，相对于目前只有进、没有出的封闭式机制，不失为一种应对欧元解体危机的权宜之计。

欧洲汇率机制(ERM)创立于1979年，旨在限制欧盟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波动，为成员国货币的汇率设定了固定的中心汇率。降低重债国劳动力成本，是减少政府财政赤字、提高国际竞争力、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